友人推荐一本书，周大江著《党史商鉴》，花了两三天时间把它扫描了一遍。就算是读后感吧，现就企业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感悟，谈谈自己的看法。    

    在大型企业工作的中上层管理人员，相信很多同层次的朋友都有同样的工作感触，那就是面对当年要健康为之现身三十年的国企日益私企化、市场化的潮流，从一般员工到中上层的管理干部，都有一种丧失归宿感的迷茫。用一个时髦一点的词讲应该是“组织认同”吧。

    《党史商鉴》中谈到最多的就是“组织”。周先生把组织分为“关系型”和“交易型”两类。但是，《党史商鉴》洋洋洒洒，却并没有对缓解上述的组织认同之迷茫有所帮助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党喻商，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角色定位，或者是极其不当的比喻。这种不当就表现在对党和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组织的混淆。组织，是有一定政治属性的。共产党领导下的“国”是搞公有制的，而生产商品的“企”是搞私有制的，所以，“国企”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术语。

    党的组织结构，是一个典型的“关系型”组织结构。党员因为党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形成一个垄断性组织、关系型组织，而非一个交易型组织。

    关系型的组织的结构一定是垂直的，只有垂直的、等级式的组织，才有所谓的领导、指挥，才谈得上管理。

    关于管理，中国先贤有着精辟的论述，如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（《道德经》，老子，第六十章），这句话是很多政治家和企业家所奉行的格言，以赞同所谓的无为而治的思想。这放在两千五百年前由老子来说是对的，放在今天的以企业为对象就颇值商榷了。商榷什么？所有制问题。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，国虽大，依然都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，治国和烹小鲜，都是“家务”，放在一起类比一番自然体贴。在“家”体制之下，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力，帝王治国，与民生养也好，苛捐杂税也罢，都是家长帝王自己说了算，就像厨娘在自己家里怎么做饭她自己说了算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古代国和家都是关系型的组织。

    但是，现代的国家体制不同，现代的企业也不同。尽管所谓的“企业文化”被炒的沸沸扬扬，尽管某企业被作者说得是以人为本的典范，但是现代的企业（如果它是现代的），就必然是一个契约型也就是“交易型”的组织，不仅仅其外部活动是“交易型”的，内部组织结构也是“交易型”的，否则就不会有“企业法”和“劳动法”这些用于规范企业内外部交易活动的法规存在了。

    并不能说交易型组织是一个不好的组织。交易是平等的互通有无，是合作。而关系型的组织恰恰不是内部平等的，是有管理等级的。在推崇平等和反对等级划分的今日社会，很难说关系型组织比交易型组织要“优越”和“先进”。   

    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市场角色，而市场角色就必然是交易型的角色。如果企业不是交易型的，就必然表现出内部的垄断性。也只有内部垄断的企业，才能够与组织成员（员工）形成“关系型”的组织关系。

    近代经济学界以产权理论为根据，要求对国企进行瓜分，进行所谓的产权和信托责任的明晰。